1969年3月15日凌晨，前沿指挥所的电话铃声骤然炸响，北疆的空气被冰霜和火药味一同凝固。话筒另一端，一句“敌人开始压上来了”，让指挥席上所有人不自觉屏住呼吸。这是苏军在珍宝岛发动的又一轮攻势，也是独立决断的关键节点。几分钟前，他刚顶住多方催促，拒绝对三辆试探性坦克开炮。当下硝烟骤起，炮口依旧冷静地听从他的节奏。一阵短促而密集的火力反制过后，苏军阵形被撕裂，岛东侧骤然安静，守方零伤亡。对此，陈锡联只说了五个字：“行家出手快。”连夜传往北京的电报，成了日后决定新疆军区人事的佐证材料之一。
战后短短四十八小时，周恩来向中央递送战况评估。报告中对前线临机处置的分析占了相当篇幅，屡次出现“肖全夫”三字。周恩来轻轻合上文件，随口一句：“苏军碰到懂他们习气的人了。”从此，在北京作战室里，这位副司令员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可独当一面”的代称。
肖全夫擅于洞悉苏军战法并非偶然。时间拨回1954年，他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三年的课程，被评价为“立知与实践并重的样板”。那时许多教材直接翻译自莫斯科，讲义里充斥对坦克、机械化步兵协同的剖解。有人嫌枯燥，他却把夜里熄灯后的灯光借来反复抄写笔记。毕业考核，苏式战役课目他拿到满分，获得学院设立以来罕见的“模范学员”勋章。刘伯承亲手递证书时，补了一句：“熟兵法，更要识兵心。”这句话后来被肖全夫写在随身携带的小册子扉页，直至耄耋仍留着。
1968年，肖全夫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珍宝岛前夕，他对边境态势的研判一次次被事实印证。战斗打响后，仅凭几架直升飞机机动，加上一支反坦克分队，他形成机动火力链，让岛上阵地“动若脱兔，合则成拳”。战后统计，沈阳军区把反装甲阵地的余弹率降到历史新低。对内，这是专业自信；对外，苏军不得不承认中国指挥员已不再是过去那套“人海奔袭”的印象。
1970年代末，美苏对峙陷入僵局，莫斯科却把边境压力持续外推。新疆与苏联、蒙古接壤四千多公里，线长点散，防御难度陡增。中央需一位熟悉现代战役，又敢独立作战的指挥者稳住西北。任职名单上本拟让肖全夫调济南军区。1月初的干部调整审签会上，邓小平看了看表，指着那行名字对身边人道：“新疆需要敢打的，人还是他合适。”一句话，改写了新疆军区的未来走向。
1980年1月18日，肖全夫踏进乌鲁木齐，零下二十度的风像锉刀般刮脸。他没先进办公室，而是租用越野车连夜奔向二十团的新边防线。车灯照不远，星光够亮，副驾驶军官一边记录，一边问：“肖司令，先睡一觉？”他摆手：“先看路，看人，再谈睡。”这一趟，足迹南到喀什，北抵阿勒泰，东至哈密，路程一万余公里，调研报告摞在桌上足有半米厚。
5月9日的党委会上，他开门见山：南疆也是战场，更是后方；铁路、公路、仓储，哪个口子松垮，敌人就能插进去。接着仅用三页纸，列出公路二百公里、新建仓库五万平、通信线路千余公里的扩建指标。有人担心经费，肖全夫答：“钱和命，紧要时总得选一样。”会议定下边防基础设施“当年动工，当年见效”的目标。两年后，总后勤部通报：乌军区公路新增218公里，提前超额完成；通信线路1295公里，连点成网；营房、军械库同步交付，冬暖夏凉。洪学智打来电话，只说一句“干得漂亮”，随即拍板给新疆配发进口直升机和越野车。
值得一提的是，肖全夫不只是冲锋号，更是“螺丝刀”。某次巡防，他发现一处高地气象站设备老化，亲自写条子催总后勤限期更换。维修连官兵后来回忆：“司令把电台天线拆开示范，像老通信员一样熟练。”正是这股较真，让边防预报精度提高，给飞行和炮兵校射都节省了时间与油料。
1983年，央视纪录片镜头扫过新建边防公路，背景音里解说员提到“乌鲁木齐军区八成以上基层连队有了通车通电条件”。数据之外，更显眼的是官兵脸上的轻松：物资能走车，不必全靠骡马；伤病员两小时就能转院，而不是过去的一天一夜。基层通讯班长阿布都江·艾力说：“以前发报须找高地冲电瓶，现在按键就行。”这些实际变化，比任何口号更有说服力。
1985年，肖全夫转入军事科学院，告别戈壁时，他只是挥手说了句：“疆场静不等于太平，设备在，思想更得在。”四十余年戎马，他没有留下鸿篇回忆录，只在档案袋里夹着一张泛黄笔记—刘伯承那行字。2005年2月4日，老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岁。治丧电报抵达新疆，许多边防连自发降半旗三日。有人在兵站留言板上写道：“提防线，想起肖司令。”
从黑龙江的砾石滩，到塔克拉玛干的黄沙坡，肖全夫用一次珍宝岛的冷静，和数十项新疆的硬措施，兑现了将星肩上的份量。他的履历告诉后来者：懂理论，敢担当，才配指挥那条并不平静的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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