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治中，被誉为“和平将军”，离我们远去已有42载。若他依然健在，今已迈入121岁高龄。身为唯一未曾与共产党交战，且敢于多次直面毛泽东、蒋介石直抒己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亲身见证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国共历史。
父亲的一生与国民党及蒋家王朝紧密交织，位列蒋介石八大心腹之列，与蒋介石的关系尤为密切。他长期在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的核心岗位上担任要职。
尽管父亲追随蒋介石长达20载，他却未曾参与任何一场反共内战。相反，他以自己独特的角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曾赞誉他为“三到延安的好友”，并称他为“真正渴望和平之人”。
1949年四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破裂，使得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面临艰难抉择：是撤退至南方，还是坚守北平？这一决定让他深感困扰。建国初期，他曾短暂领略过喜悦，但紧接着频繁的政治运动如潮水般涌来，又将他拖入无尽的痛苦之渊。
01、 留在北平
在那段流连于北平的时光里，父亲得以享受到难得的闲暇。他自己也曾感慨，这已是三十年未曾有过的彻底放松。在这三个月的旅程中，他遍访了京城的名胜古迹，沉浸于北平特有的京韵大鼓的韵味之中，并欣赏了四大名旦所演绎的京剧经典。
父亲离世之后，我也承袭了那份沉甸甸的思想负担。其根源在于：
以我与蒋介石的相互关系为鉴，他身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党职干部。在世人眼中，我更是被视为他的亲信与核心成员。
他在反共、力主战争立场，而我始终主张联合共产党、倡导和平，自4月1日之后，我更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阵营，加入后便再未返途，难道这不算是对领袖的背叛吗？
“我采取这样的做法，他人是否会把我看作是‘机会主义者’？”这个疑问在他心头久久萦绕，始终未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
“此次前来，旨在参与和平对话，并担任代表团的主要代表。鉴于谈判已告失败，为何不选择返程？继续留在北平又有什么价值？这一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父亲曾对若重返南京后的命运进行了一番揣测。面对众多友人的劝诫，他们声称国民党特务及反动势力将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张治中却显得从容不迫，淡然回应道：“就我个人的立场而言，并无过多的忧虑……”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于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平滞留的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1949年6月15日，广州的中央社发布了题为《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的电讯，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两份电文，对我父亲进行了指责，无端指控他在北平煽动和平，声称其受中共指使，并宣称他在北平的活动已无迹可寻。
为揭示事实真相，父亲于6月26日公开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旨在阐明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声明》中明确指出——
在这座古都北平的八十日时光里，我所亲历与耳闻的种种，无不显现出一种全新变革的端倪、一种崭新趋势的初露锋芒，这无疑昭示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正在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共已经深刻领悟到了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真谛，并形成了严密的批评机制、强烈的学习意识，以及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稳健前行的优良作风。
父亲终于想通了，这背后是他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内心挣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通过深思熟虑，他将理论上的国民党——即国民党的主义及其真正的内涵——与那些被反动势力长期扭曲的国民党现实划清了界限，一经洞悉，便豁然开朗。”
父亲陷入沉思，探寻着国民党本应展现出的形象。然而，它却变成了何种模样？他心中所追求的国民党精神又隐藏于何处？
他矢志于“复兴革命精神，倡导民主方针”，意图将国民党引领至正途之上，但终因能力有限，未能改变时局。
02、“年初一”
此后，毛主席多次与父亲进行深入的促膝长谈，满怀期望地希望父亲能够投身于政协及政府的工作之中。
在精心筹备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中，面对朱德元帅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目光投向了我的父亲，随后他缓缓开口，说道：
“他与延安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我提议在政府任职期间，能否邀请他一同加入，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父亲未待答，摇头道：
“在彼时那段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我们承载着国家的重托。然而，时至今日，政权已然失败，归于历史的尘埃。因此，我也应当将这段往昔深埋心底。”
毛主席笑着说：
自你发布声明的瞬间，我们已跨越了相当于“年三十”的漫长时光。展望未来，我们将从“年初一”这一崭新的起点重新出发。
周伯伯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您的心思似乎还困在旧时代的桎梏里。”“您为何只对个别群体抱有片面之见，而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福祉？难道您没有意识到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吗？”
论及思想的蜕变，我父亲时常不吝引用这两句至深的箴言。
1949年9月，政协大会隆重举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及四面八方的众多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共同描绘国家建设的壮阔蓝图。父亲生前常常提及，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工作的后半生，尤其是那建国初期的岁月，对他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欢愉的时光。
父亲昔日曾荣耀跻身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继此，他又荣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与国防委员会之职务。
在每一次会议的进程中，父亲总是踊跃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言辞激烈之时远多于沉默，充分展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箴言的深刻内涵。
1949年6月，毛主席亲自召集各界杰出人士齐聚一堂，针对国家重大方针进行深入讨论，我父亲也受到了这份荣幸的邀请。在广泛倾听与会者意见的基础上，毛主席吸纳了集思广益的智慧，进而提议将国名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与会众人齐声附和，唯有父亲独持异议，他言道：
“‘共和’二字本身就饱含着‘民主’的深意，故无需再加以特别强调。我们不妨径直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听取了父亲的建言，我国自此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亲自邀请父亲进行会面，并向其透露了解放军战略部署的最新进展。决策已定，将兵分两路，分别从兰州与青海两地出发，挺进新疆。毛主席热切期望父亲能迅速发电，向新疆的军政领导传达这一重要指令，敦促他们迅速发动起义。根据来自新疆的可靠情报，一旦父亲发出号令，他们必将积极响应，齐心协力。
父亲说：
我本已有此打算，然而由于与新疆的通讯已长期中断，我不得其法，不知如何恢复联络。
毛主席告诉他：
“现今，我们在伊宁顺利建成了电台，你的电报在邓力群的鼎力相助下，定能顺畅无误地传达至迪化。”
得知毛主席的指示后，父亲立即向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发送了电报，要求其将信息转达给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务必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联系——鉴于国民党政府已逐步撤退至广州，恳请他们投向人民民主政府的怀抱。
父亲于新疆任职数载，对该地情形了如指掌。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将一份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提案呈递至毛泽东主席，以期对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有所助益。
9月10日，父亲拨通了电话，与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以及省主席包尔汉进行了沟通。次日，他特地向陶峙岳单独发出了一封电报，详细商讨起义的相关具体事务。
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向父亲发去亲笔信。翌日，父亲收到此信后，立即致电陶峙岳与包尔汉，紧急要求他们即刻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并宣布起义的相关事宜。毛主席特别指示陶峙岳以个人名义，通过电报命令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遵从陶峙岳的指挥，并与前方将领进行积极沟通，以此表明诚意，务必摒弃一切犹豫与顾虑。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公开发布起义通电，紧接着，次日，包尔汉亦宣布响应此举，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新疆地区的和平解放最终得以圆满实现。
在1955年的国庆佳节之际，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盛大开幕。父亲与陶峙岳将军一同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荣耀至极。
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03、精神上解放
自1949年迁往北平之后，我家经济状况曾一度陷入困境。为了解燃眉之急，父亲派遣一纯和张立钧二人前往傅作义先生的府邸，恳求其提供借款援助。
步入目的地，傅先生随即询问需借贷的数额，对方答曰250元。傅先生遂即刻吩咐仆人取来500枚银元。
周恩来迅速获知了这一情况。在一周后的日子里，他派遣专人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诚挚地表达了他的歉意，随后继续写道：“未曾预料到贵方的经济状况竟如此紧张，为此，特地拨款6000元，以解贵方燃眉之急。”
不久后，毛泽东主席从马鞍山前往南京进行考察，抵达车站后，他笑容满面地询问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那位文白先生所借的3000元钱，你是否已经归还？”
江渭清笑言：“未也。”
毛泽东叮嘱：“别忘了还！”
往昔，江渭清在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期间，资金筹集之途颇为坎坷，他曾多次向父亲恳求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1951年，我国拉开了根治淮河这一伟大工程的序幕。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共中央赋予重任，委派我的父亲出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他肩负着深入施工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以及亲切慰问的任务。
父亲临行前病倒。
毛泽东闻悉父亲病榻之上，遂于5月5日特地派遣江青携其亲笔信函前赴家中探望，对父亲的健康状况表达了深切忧虑与关怀。
1952年夏日，父亲自西安抵达京城，毛泽东同志亲临家门，与其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深入交谈。父亲言道：
毛主席啊，考虑到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仅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开展经贸交流，并非长远之计。我们理应与世界各国广泛拓展贸易合作，加强商务交流。
毛泽东站起来说：
东风胜西风，百年争。
1958年五月，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尾声渐近，父亲亲笔撰写了一篇《自我检查书》，其中详述了自建国以来投身革命工作的种种经历，包括成就与不足、得与失、对与错，并呈递至毛泽东主席审阅。此外，他还附上了1949年冬季所撰写的《六十岁总结》。
22日，毛复信。
文白先生：
前几日，我已收到五月三日的来信，信封保存得相当完好，直至今日才有机会拆开细读。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内心充满了喜悦。
我的欢愉并非源于你对周遭世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有所差异。我的欢愉源自于作品所构筑的氛围，它体现在那些令人一瞥即见作者独到见解与个性特色的细节中，更在于你那持续前进、不懈追求进步的意志之中。
在这漫长的一年多岁月里，我想您定是历经了无数艰辛。对于一位长者而言，遭遇如此动荡不安的时局，我感同身受。待我有空，定当邀请您共话心事。不过，近期似乎尚不能如愿成行。
祝好！问候家人！
毛泽东
5月22日早上7点
接着，父亲向毛主席提问：“您提到的我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具体方面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你在《六十岁总结》中提到，你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尚不清晰，为何在今年的《自我检查书》中对此未作阐述？看来你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需进一步深化。”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有幸陪同毛泽东巡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这段旅程中，他笔耕不辍，撰写了超过四万字的日记。回首当年，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与友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厚。
此次视察乃毛泽东所邀，父亲对此机会极为珍视。每日的视察行程以及与毛泽东的交谈内容，他都悉心记录，不遗余力。
归途漫漫，父亲挥笔写下《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细致入微地勾勒出了全国人民对毛主席那份真挚而热烈的爱戴之情，同时生动地呈现了毛主席对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
父亲回忆说，在彼时的视察途中，毛主席曾提及他对父亲的见解。他手指着父亲，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道：
我曾指出他的世界观仍存疑点未解，然而他坚信自己已将问题一一化解。他宣称自1949年起，便时常沉浸在喜悦与满足之中，对此我却难以苟同，因我未曾体验过类似的愉悦与满足。
1955年，我走遍了数省之地，亲眼见证了农业合作化已覆盖了半数农户，内心不由得涌起了一丝满足之感；然而，进入1956年，一股偏激的潮流席卷而来，宣称我们的步伐过于急促，亟需减速，这让我心中不禁生出了些许不快。直至如今（1958年），当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呈现出迅猛的跃进态势，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那份由衷的喜悦。
04、“文革”变故
在“反右”运动的高潮时刻，父亲对于这场激烈的斗争显得尤为困惑，并勇敢地公开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针对党和非党成员的问题，他曾撰写了一篇长达数页的坦诚论述，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真挚思考。
他对民革中央在“反右”运动期间所持立场持有不同看法，其态度流露出一丝消极情绪。
父亲的言谈举止引发了部分人的不满，于是一夜之间，民革大院里贴满了针对邵力子及其父亲的讽刺性标语和海报。
得知此事后，毛泽东和周伯伯挺身而出，庇护了父亲。毛泽东对那些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切勿因胜利而迷失自我”。
1966年炎炎夏日，我国激荡起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狂澜，整个国家陷入无序之中。校园内停摆了课程，学生们纷至沓来，挤上火车，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串联运动……毛主席多次亲临天安门城楼，热情地接见了红卫兵的队伍。
我家当年恰位于父母居所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的六七月间，夏季的炎热驱使父母们前往北戴河寻求清凉，而身为学校教师的我，因享有暑假假期，几乎每年都能陪伴他们度过两三周的欢乐时光。然而，就在那一年，我尚未启程，红卫兵却突然降临，对我家实施了抄家之举。
由十一学校领衔，首批参与者约数十人。在一个深不见日的夜晚，他们敲响了家中的门铃，声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所谓的“四旧”。
我家住所乃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恰巧大儿子恰在此刻归家，我遂急忙开门迎客。宾客们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楼上一时人声鼎沸，众人四处穿梭，场面颇为热闹。
坦白说，那时我家中的陈设极为简陋，仅有几件沙发和桌椅，衣柜里仅挂着几件衣物和一些饰品。他们在仔细翻检一番后，又将所有物品一一放回原处，最终将它们堆放在一楼。我坚持要求他们在封条上注明，其中封存着我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品牌的收音机。
数日后，新一波红卫兵如潮水般涌来，他们立下决心，誓要夺取前批红卫兵所封存之物品。在此过程中，一位年迈的工人被迫协助他们推车，面带愠色，不断摇头表示不满。
我纯真地请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我的教学必需品——那台我钟爱的打字机和每天必听的收音机。但他们却严厉地质问：“既然如此，谁还需要你来进行教学呢？”当天晚上，我紧急联系了远在北戴河的父母，父亲毫不犹豫地决定第二天立刻赶回京城。
次日，父亲刚一迈进家门，便见红卫兵猛力撞开院门，纷纷涌上台阶。
红卫兵指问父亲。
“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
问我是谁？毛主席可知。
红卫兵将一只精美的花瓶砸得粉身碎骨，强行夺走了父亲珍藏的佩剑，并对家中为何未悬挂毛主席像和语录一事提出了质疑。在临行之际，他们甚至将一把原本用于切西瓜的小刀误以为武器，一并带走，随后带着得意的笑声扬长而去。
红卫兵的队伍渐行渐远，父亲便将此事与家人以及机要秘书余湛邦分享。
“那将是笑话。”
为避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纷争，父亲特意安排购买了毛主席的画像及语录。
余秘书无意间，于父亲座椅之对面挂起一幅语录：“革命非同小可，非宴请宾客、笔耕文章、绣绘花锦，不足以仅凭雅致、从容不迫、温文尔雅、谦恭俭让之态示人。革命即是暴动，乃是一阶级对另一阶级进行剧烈颠覆之举。”
父问秘话源何处。
据余秘书透露，该语源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父亲问他：
“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对考察报告的提交期限、具体会面地点以及被考察人员的相关事宜，均作出了详尽的说明。
父亲沉默不语。
次日，家中的警卫们纷纷佩戴上了红卫兵的标志性袖章。得益于周伯伯的关照，父亲得以受到周全的保护，得以平安度日。
在那次事件中，红卫兵们得知我的丈夫周嘉彬拥有一辆摩托车，平日里他便是骑乘这辆摩托车前往工作场所。
实际上，嘉彬早已将那摩托车无偿捐献给了其所属的工作单位——水利部。但令人意外的是，红卫兵此次竟直接来到我的家中进行搜寻。
如此巨大的汽车，究竟隐匿于何处？我家地下室与楼层之间仅存狭窄的缝隙，红卫兵挥舞着皮鞭强迫我挤进那逼仄的空间，这岂不是荒谬至极？常识告诉我们，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不过是一群高中生而已。
只能服从，不服从就挨鞭。
数日后，新的烦恼如影随形。一群红卫兵打算进驻我家楼下，我们只得无奈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日子愈发显得艰难而喧嚣。人声鼎沸之中，我们常对门外轻轻的敲门声浑然不觉，唯有亲自走下楼梯，方才打开门扉。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烟雾气息不断攀升，使我倍感煎熬……
面对眼前的景象，老友夫妇心中充满了忧虑。恰巧，他们家中拥有一处可供居住的房产。在他们的热切邀请下，我们全家得以搬迁至水碓子。在那里，我们享受了几日宁静的时光。
红卫兵曾频至我家，而收录在《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一书中的近400帧珍贵历史照片，正是我在红卫兵离去后，含着泪水一帧一帧地从地面上捡拾起来的。
某日，我与嘉彬同行归家，途中邻居忽然传来消息：“贵府有客人到访。”我抬头望去，只见单元门前停放着一辆豪华的吉普车。
踏入三层楼，家门紧闭。一番连续的敲门声后，保姆终于回应了。原来，是水利部门的客人特地前来查收文件。
数日之后，水利部派遣的代表团抵达，他们将嘉彬接至部内，声称此行是为了进行隔离审查。
在这段时日里，他频繁来信，恳请我代为寄去零用钱、更换衣物、肥皂以及牙膏。
在那个年代，我的弟弟一纯也任职于水利部。某日，大雪纷飞，部门门口汇集了众多人，他们正在搬运煤炭。其中，就有他姐夫的身影。后来我们才得知，嘉彬当时身穿单薄的棉纱背心，赤裸上身，从车上卸下煤炭，汗水如雨般流淌。
那一年，1969年，父亲病情告急，母亲当机立断，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展开了沟通。
“我的长子在台湾流离失所，我的女婿与他情同手足，能否允许周嘉彬返回，探望他的岳父呢？如有任何顾虑，不妨先让他回来，后续的问题我们可以逐步解决。”
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时，周伯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英勇地守护了父亲的安全。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总理迅速行动，立即派遣了解放军前来接管，有效地阻挡了红卫兵的侵犯。
传闻周伯伯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深情地讲述先父的辉煌业绩，他感慨地说：“张治中是我党的忠实良友，曾三次踏上延安的土地。在重庆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迎接与送别毛主席，为保障毛主席的安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那是在1966年，周伯伯亲自将父亲送往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救治，并为父亲改名为林友文。在此期间，他严格规定禁止家人探视，更是禁止任何通话。这一安排，实质上巧妙地保护了众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免受牵连。
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席卷，大批老干部被迫退至幕后，父亲对于这一变化感到深不可测。陈毅同志亲自登门进行安抚，他语气平缓地说：“这不过是群众运动的一时之过，无需过度忧虑。”但不久之后，这些老干部们便纷纷遭遇了打击与排挤。
在那年的国庆佳节，父亲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主席面对面。毛主席关切地询问：“红卫兵是否曾造访过你家？”
父亲回答说“去了”。
毛泽东很惊讶：
“你不是权力中枢的关键成员，也不是党内高层，他们为何会选择造访你的住所？”
听闻此语，父亲心中不禁感到一丝欣慰。他并无意图将所有人一网打尽，实则对那些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投身资本主义的党内权贵持有不同看法。归家之后，父亲便满怀热情地向我们逐一讲述了毛主席的教诲。
我的堂妹张素德，随后挥笔撰写了一篇回忆录，其中细腻地刻画了她与父亲在“文革”岁月里的一段难以忘怀的交谈。
父亲见到远道而来的素德，脸上绽放出喜悦的光芒。他关切地询问起外界的变化，素德便一五一十地述说。然而，随着交谈的深入，父亲的表情渐渐凝重，眉头不自觉地皱起。对于所谓的破“四旧”实则却是对人的破坏与掠夺，他心中充满了疑惑。他轻轻摇了摇头，感慨地说：“若干年后，这或许会成为人们闲谈中的笑料。”
父亲向素德询问，外界都张贴了哪些醒目的大幅标语，素德告知，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还出现了诸如“打倒朱德、陈毅”之类的口号。父亲听闻此言，不禁感慨万分：“竟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些开国元勋！”
孩子感慨道，不积极投身其中，怎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素德言道：“诚然如此，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破坏与抢劫行为。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坚守政策，以良心为明灯，践行做人的根本之道！”
父亲轻轻点头，面带微笑地说道：“那就这样吧，毕竟实事求是才是关键所在。”
形势日益恶化，那些众多父亲所熟知的国家奠基人，纷纷遭受压迫，被拘禁于“牛棚”，承受着游街的羞辱，更有甚者，被迫走上绝境。与此同时，不少民主党派成员也无法幸免，遭遇了冲击。父亲的心情愈发沉重。自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多言，日复一日地凝视着报纸，默默无言。然而，这种压抑的情感无情地侵蚀着他的身心。
父亲的辞世并非毫无征兆。他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抱有误解，这使他的内心始终笼罩着阴霾。尽管他并未遭受重疾的困扰，但持续的抑郁情绪使他始终感到身体不适。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一直稳健，未曾显现出任何具体的病症，他却突然失去了起身的能力。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这一状况持续了数年，最终父亲的身体状况变得极为衰弱。
1969年4月6日，父亲驾鹤西归，享年七十九载，彼时正值不惑之年。
在父亲卧病在床之际，毛泽东特意派人送来了东北最上乘的人参。平日里，毛主席屡次邀请父亲至家中共进家常便饭，甚至有时还盛情款待我们全家。
本人将亲临现场，并将告知张治中同志的党内同志以及党外故交，邀请他们一同莅临。
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一场庄重而隆重的仪式，以告别张治中同志的遗体。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和弟弟一纯始终守护在他的身边。那三年间，父亲每晚都会向下班归来的弟弟一纯询问关于文革的种种细节，他关心着哪些人被推下了台，哪些家庭不幸遭受了抄家的厄运。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深表困惑，对其恶劣影响更是深恶痛绝。他曾对一位挚友感慨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乱象，简直比军阀混战还要猖獗。当时，无人能够掌控局势，即便是政府的声明，也显得力不从心。”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
在那段彭德怀遭受打击的岁月里，他父亲撰写的一封信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信中笔触流畅，洋洋洒洒地书写了逾万言，旨在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信中详细描绘了彭德怀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极其严苛的自我约束，即便是洗脸水，他也舍不得轻易丢弃，而是继续用来洗脚。彭德怀的勤俭与朴素，足以让他断然不会对您有所异议。
我的父亲与彭德怀将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便投身于西北地区的工作，并在解放后持续留任。他对彭将军的人格魅力与卓越才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赞赏。1950年1月，随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设立，彭德怀将军荣任委员会主席，而我父亲亦被委以副主席的重任。
近期，在一场规模有限的集会上，毛主席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我父亲立刻站起身来发表意见。据他的友人秘书回忆，在发言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毛主席观点的不同看法。
这封篇幅冗长的“万言书”终于送达了周伯伯手中，他即刻下令派遣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远赴广东，旨在寻求与我父亲的会面。正值隆冬时节，我父亲正于广州休整调养。
高登榜一见到我父亲，便言辞恳切地说道：“周总理有重要话语让我转达给您：主席已经收到了您亲笔所写的信件，请您放心。您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其他所有事务，都交由我来全权负责处理。”
此事由周伯伯亲自压制，实则周伯伯在暗中庇护了我父亲。如今我方才领悟，原来是周总理暗中保护了家父。当时我确实未能理解，为何不将信件直接送达毛泽东手中。
父亲在与毛泽东会面时，曾提及一句颇具深意的话语：“若十大元帅悉数离去，主席身边又将如何？”
父亲的健康状况当时已十分令人担忧。自从那些元帅接连离世，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我以及一纯也曾亲耳听到他的声音。他语气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要亲自见到毛主席！”
在1967年的国庆佳节，毛泽东主席莅临天安门广场，检阅英勇的红卫兵队伍。我的父亲不顾自身健康状况的恶化，坚决要求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于是，在一位亲人的搀扶下，他步履蹒跚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相见。他激动地说：
“主席，您的步伐确实迅速，我感到有些难以跟上。过去我一直觉得我们党的干部都是杰出之才，但为何现在许多优秀的干部突然都被冠以‘走资派’的标签呢？”
接着又说：
“现在遭受打压的官员已占半数以上，党内众多资深同志同样未能幸免。即便是往日的老一辈领导人，也相继陷入困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你打算如何应对？”
言及此处，毛泽东起身站立，此前他一直端坐不动，直至此刻，他突然站了起来。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文白兄，请安之，我们自能辨识是非曲直。”
父亲亦随之起身，恰逢毛主席亦站立起来，一纯随即搀扶他站立。然而，站立之后，父亲并未启齿交谈。一纯描述他的面容，显得异常沉重与沉郁，仿佛有满腹话语却难以启齿。尽管他未能向我倾吐心头的烦闷，但那份沉郁的情绪却跃然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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