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下了场小雪，映着灰白天空，景希珍走进西长安街附近那幢老旧的家属楼。浦安修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说得很轻：“这是彭总留下的。”三千元现金，三行字，落款仍是那熟悉的“德怀”。四年过去，遗愿终于兑现。钱不多，却压得他手心发烫。
往回推去，1974年9月，301医院病房灯火通明。彭德怀直肠癌已扩散，呼吸每况愈下。深夜两点四十分，他突然憋闷，护士抢救时，侄女彭梅魁守在床畔。老将军费力抬手，声音模糊：“梅魁，记着，景希珍，三千。”短短七字，用尽全身气力。她泪如雨下，只听得见心跳。
彭德怀当年在红军时期便以简朴闻名。进北平后，他的生活仍是一床旧军毯、一台煤油炉。中南海办公桌抽屉只放四件私物：红星奖章、八块银元、左轮手枪、若干手稿。1959年离开中南海时，他把这几样都交了机关。别人搬家靠卡车，他只提两只帆布包。
节俭到极致的他，去世时官方清点遗物，总额不过四万八千元，其中近三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补发的工资。浦安修拿到款项，第一时间找到彭梅魁。两人对照生前嘱托，列出十一人的名单：侄辈、秘书、司机、护士，还有唯一非亲属的警卫员景希珍。名单排好后，浦安修长叹一声，“总算没让他老人家落个遗憾。”
景希珍何许人也？时间回到1950年。抗美援朝大兵压境，他刚从西北军区调入第十三兵团，被告知去一位大首长身边当警卫。“真是彭德怀？”他连问三遍。两天后，朝鲜前线大山沟的地堡里，他看见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彭德怀摘下眼镜，上下打量这位小伙子：“跟我干，保家卫国，成吗？”一句平常话，让二十三岁的景希珍激动得直点头。
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再到回京处理国防建设事务，景希珍跟随彭德怀整整十七年。彭德怀批文件到深夜，他守在门口；首长出行，他抢在前排查路线。彭德怀偶尔倦了，会喊：“小景，来杀盘棋。”黑白子落，战场厮杀的紧张被瞬间安静取代。棋多以景希珍落败告终，他苦笑说以后不下了。彭德怀摆摆手：“仗打输了，还能说不打？胜败常事。”
1962年夏，彭德怀拿出一张存折，存款三千元，户主写着“景希珍”。他说：“你家里拮据，孩子读书要花钱，这笔先拿着。”景希珍推辞。彭德怀一句：“组织调你在我身边，我不能让你吃亏。”存折最后还是收下，但市面一紧，那笔钱很快被冻结，尘封了十多年。
1966年风云骤变，景希珍被调离。临别那天，他站在中南海西门外久久未走。彭德怀拍拍他肩膀：“别挂心我，好好工作。”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年后，老首长被迫搬进西郊偏僻小院，生活拮据，仍惦念那张被封存的存折。
病榻上的嘱托，不只提到亲情，更牵挂国防。医生替他吸痰，他挣扎着开口：“科研跟不上，装备薄弱，要赶紧补课。”音量微弱，字句零散，却句句重兵。房里的人无不动容。这样的军人，离世前想的仍是炮火与兵站。
1978年，中央为他平反，补发工资。一纸批示，像迟到的军礼。浦安修谨守旧例，分配完遗产，把余下生活补助细细记账，连每笔购物也注明出处。她常对身边人讲：“老彭在，家里没奢过半分，如今他不在，更不能坏规矩。”
景希珍接过那封信，泪水模糊。有人劝他把钱存起来，他摇头：“首长在天有灵，这钱得用在刀刃上。”第二天，他去了陕西老家，看望患病的姐姐，留下两千元；剩下的一千捐给村里学校修屋顶。用完后，他才松了口气：“这才对得起彭总。”
有意思的是，这三千元成了景希珍一生当中最珍贵的“纪念章”。往后二十余年，他每年七月与十一月都会到八宝山，站在那块刻着“彭德怀”三字的墓碑前，两手背后，不说话，也不献花。风吹过松柏，军帽帽檐轻轻颤动。有人问他在想什么，他只答一句：“跟他汇报，没掉队。”
彭德怀1930年代写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豪情皆知；不为人熟知的，是他晚年那张简短的遗产分配表。表上三千元的去向，传递的不是金钱，而是信义与担当。三千元，放在今天未必够买一部手机，但那份分量，在警卫员心里重若千军万马。
几十年过去，彭总的奖章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他的手枪与手稿也已成为重要展品。展柜前，总有人驻足。参观者看着那枚暗红的奖章，会说：“真节俭。”其实更值得品味的，是遗嘱里那一笔简单的数额——它说明，这位开国元帅一生行事有章，做事有情，从战壕到病榻，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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