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傍晚，重庆城里天色沉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划破巷口的寂静。警卫员推开木门，低声通报：“报告，嫌疑人已控制，身份存疑。”随行干部只看了一眼档案袋里的旧相片，便脱口而出：“这是林总当年点名要抓的王继芳。”一句话，把在场众人心头的弦瞬间拉满。
消息像电波一样传向前线指挥部。第二天清晨，林彪在武汉收到电报，据说他只是抬了抬眉，冷冷丢下一句：“核实无误，派飞机。”一个叛徒的命运至此尘埃落定。然而，王继芳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日田地？故事要从三年前的东北说起。
1946年初夏，四平会战刚刚落下帷幕。那一仗，四野伤亡惨重，林彪帐内人手吃紧，急需熟手补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王继芳因为“能写、能算、懂电码”被提拔为作战科副科长。这名在红四方面军摸爬滚打大的“娃娃兵”有文化、力气足，最重要的是和林罗二人同出一路，资格硬。多数同僚都看好他，只等他再立几功就能更进一步。
有意思的是，这位小科长不仅能打算盘，还会吹口琴。部队驻梨树屯那段日子，他常在夜里靠墙吹一曲《松花江上》，不多时，房东家的女儿韩某便站在窗外静听。韩某表面是地主小姐，私下却挂着国民党三青团女区队长的身份。两人眉来眼去，不过数周便陷入热恋。营里兄弟调笑他“情场得意”，王继芳只是憨笑，不置可否。
5月18日，部队接令撤离梨树县。林彪行事一向谨慎，命通讯科重新设密码。就在全军昼夜行军时，王继芳突然“掉队”。值星报告上写着：“王继芳与电台二组失联，原因不明。”当时没人多想，直到敌军杜聿明连夜调动主力、准确撕咬我军薄弱环节，林彪猛地意识到：内部必有破口。
林彪翻点名册，看到王继芳那一栏时，手指停了几秒。他皱眉问苏静：“他平日可有什么异样？”苏静摇头。林彪沉声：“改全部密码。”随军密码员连夜作业，把原有密钥全部作废。这一步，成了后来保全主力的关键。
另一边，长春城内正张灯结彩。杜聿明亲自出席一场婚宴，新郎正是王继芳。觥筹交错间，王继芳把四野撤退线路、兵力部署、自行车运输线等细节一股脑倾倒。杜聿明拍着他肩膀：“好兄弟，以后跟着国民党有前途。”席间有人半嘴玩笑：“就怕哪天翻船，可别后悔。”王继芳满脸通红，大声回了一句：“革命，不就是跟着能赢的人？”
时间推到1947年末。东北战局陡转，解放军节节推进，杜聿明部被困。王继芳以“少将参议”身份忙前忙后，却发现再没人把他当座上宾。沈醉看他两眼，冷冷吩咐：“去档案室抄文件。”短短一年，从“贵宾”沦为库房小吏。得势时的应酬伙伴纷纷疏远，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又一张“拟撤台人员”名单之外。
1949年初，南京政府日薄西山。军统内部只抢船位、抢黄金，对一个“过气叛徒”毫无兴趣。王继芳和韩某被抛在汉口，辗转回到重庆老家。为谋生计，他改名“王国梁”应聘进公安局战时保安科，自觉专业对口，自负没人能识破。可惜旧日同僚一封匿名信就送到二野保卫部：“王继芳潜伏市局，随时可逃。”
11月29日午夜，便衣队扑入他租住的阁楼。王继芳刚把一包账本塞进壁橱，门已被撞开。他举手投降时，脸上写满疲惫，嘴里只挤出一句：“能不能给根烟？”值勤战士塞给他，火星亮了一下，很快暗下去。
身份审查并不复杂。老战友的侧面照片、梨树屯房东的供词、电报记录，条条指向他。核实电文飞往武汉，林彪批复的那行字只有九个：“空运武汉，公开审讯，当场处决。”
12月中旬，专机抵达重庆上空。两名押解军官把王继芳推上舷梯。他回身看了一眼跑道尽头，那里没有妻子，也没有迎送的队伍。机舱门关上，他的故事就此翻到最后一页。
武汉军区法庭的公审持续不到一个小时。面对铁证，他不再辩驳，只要求写封信给韩某。书记官答：“信可写，但要经过检查。”王继芳提笔片刻，又放下：“算了。”庭长宣布判决后，行刑队带人走出门。他在走廊里突然转身，对看守小声说：“麻烦告诉林总，我——”话未说完，被厉喝打断：“前进！”
枪声在郊外响过两次，一切归于寂静。王继芳二十九岁的命运终点，就此固定。
纵观全案，军事机密泄露让友军付出沉重代价，林彪对部下信任体系也因此被迫重建。王继芳投敌动机说来简单，不过是贪恋女色、迷信个人前途。然而战争年代，每一次私心都可能引来成百上千条生命的代价。用情感换算，这账没人付得起。那两声枪响，不只终结一名叛徒，也在提醒后来者：立场这杆秤，一旦倾斜，任何才华、任何“前景”，都会瞬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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